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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票开奖查询网站: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内在逻辑及影响分析

    来源:原创论文网 添加时间:2018-12-07

    南粤风釆36选7开奖结果 www.a8cp01.com 摘要

      Abstract:When people share the fruits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many social problems also arise, especially the fairness of increasing income disparity and social stratum solidification, which constantlyinspire all circles to think about justice. The continuous coverage of birth backgrounds and education by various media has prompted the public and the government to ponder. The proportion of poor students in key universities, the professional distribution of top parents and the Chinese Family Tracing Survey (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FPS) attest to the trend of social mobility slowing down. With the help of Bourdieu's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it is a key factor to alleviate the social mobility that the family's various capital differences, the imbalance of urban and rural social capital and the devi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s financial investment have far-reaching effects on the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of the offspring. Based on this, the financial proposals to promote social mobility are presented in four dimensions from family, government, social a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Keyword:social mobility; solidification of social class; education; family capital;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我国财政在教育领域的投入力度逐年加大, 在教育普及度和质量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 但对于其公平性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早些年前, 一篇《穷孩子没有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的文章, 将社会流动减慢的现象从模棱两可的探讨推向社会各界的风口浪尖;前几年中央媒体发表《农村孩子为何不愿跃龙门》《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为何上不去》的述评, 令民众开始思考教育与出生背景的联系。系列报道触发笔者对家庭资本、教育、社会流动三者关系的探求。

    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内在逻辑及影响分析

      上述媒体披露的社会现象仅是冰山一角, 如社会改革中不化解该矛盾, 社会流动势必愈发缓慢。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后, 大批农村学子因接受高等教育, 实现社会地位的上移, 但此通道从21世纪初开始变“窄”。尽管我国教育普及成果举世瞩目, 但其促使社会流动的功能逐渐减缓。而社会流动变缓体现在何处?教育又如何借家庭资本影响并削弱社会流动?政府该怎样破解此社会难题?

      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 已在探究我国社会流动缓慢的系列问题。有的学者从义务教育的视角阐述该问题, 周波、苏佳 (2012) 以县为单位分析“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 并用半参数可变系数模型, 研究该问题[1];陈纯槿、郅庄瑾 (2017) 在此效应之上采用多层现实模型发现, 家庭背景和学校质量是造成教育结果不公平的重要因素[2];宋旭光、何宗樾 (2018) 以收入代际弹性模型得出, 相对贫困家庭子女能从财政义务教育支出中获益更大, 可增强代际流动性[3]。刘楠楠、段义德 (2017) 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并结合Mare升学转换模型证实, 初中升高中阶段是教育代际流动性改善的关键时期[4]。许春淑、闫殊 (2017) 认为城乡义务教育均等化在东、中、西部减贫的效果差异较大, 东部是此进程中的受益者, 而中、西部并未得以改善[5], 反映出我国财政在此领域的投入并未发生实质性作用。

      也有学者从高等教育阶段研究该问题。魏晓艳 (2017) 利用CFPS数据解析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农村学子考取重点高校的机会更小[6], 而张建华、万千 (2018) 等使用该数据却得出与之相异的结论, 发现高校扩招与教育代际传递的关系在省际间有异质性, 在其资源发达的省份两者成反比, 反之为正相关[7]。刘阳阳、王瑞 (2017) 从教育回报的视角阐明, 不同收入阶层在教育回报不确定性增大时, 会采取截然相反的教育策略, 富裕家庭的激进选择加剧子代间收入差距, 证明家庭财富对其影响较大, 佐证“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论断[8]。

      有些学者从就业的角度研究该问题, 李力行、周广肃 (2014) 证实子代与父代的收入水平呈正相关, 在学历与职业的选择中显示出传递的加强[9]??赘呶牡?(2018) 发现家庭社会资本和个人能力对高校毕业生的收入影响显着[10]。

      上述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方向及观点提供诸多指引, 众多学者在研究教育对社会流动影响时, 侧重分析财政教育支出的规模, 而忽略家庭资本、教育引致因素及就业对社会流动的作用。本文将从微观的家庭经济、文化、社会资本为切入点, 并引深扩展至宏观层面探究其是如何影响社会流动, 针对性提出相关建议以缓解此矛盾。

      二、概念界定与表象溯源

      (一) 相关概念界定

      家庭资本是划分阶层的显性标准, 而阶层是社会流动的前提。学术界对阶层定义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 》中, 依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区分社会阶级[11]; (2) 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 按照财富、权力和声望为综合标准划分阶级[12]; (3)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 基于社会劳动分工界定社会阶层, 并认为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工作的难易程度与劳动者的才能、知识、智力等相匹配, 长久以往产生社会分层[13]。而本文以为, 阶层可从三个维度予以衡量, 即经济、文化及社会关系。社会流动是指个体在社会阶层之间移位的现象。本文强调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前者是个人社会地位在阶层间的流动;后者是两代人社会地位的变化。社会成员的代际流动机会受诸多社会因素影响, 其流动性与社会公平呈正相关, 更能反映社会阶层变迁的趋势。

      (二) 表象溯源与实情

      改革开放后家庭财富差距明显扩大, 富裕家庭较普通家庭的子女可获得更优的教育、就业和发展机会。21世纪初, 伴随此类家庭子女的成家立业, 我国社会流动减缓的迹象也初现端倪。后者仅靠自身努力欲跨入上位社会愈发艰难, 而前者类似垄断企业, 凭借其雄厚“资本”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 导致社会流动更为平缓。

      1. 农村学子考入重点高校的难度加大。

      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 全国顶级高校中农村学子约占三成, 而目前约占一成。在21世纪, 农村学子考入大学的比例提升至60%, 但其在重点高校中比例逐步下降。从2013年国家每年向贫困地区分配3万重点高校的招生名额后, 北京大学的农村新生比例从2000至2010年的10%, 勉强提高到14.2%。此现象在其他重点高校同样存在, 而地方普通高校、师范类和专科类院校的农村学子比重较大。

      高考状元比例也能反馈家庭资本状况。依《校友会2017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 分析2007-2016年全国各地高考状元的家庭背景时明显发现, 状元与家庭背景有密切关系。其出自殷实家庭的比例高达79%, 其父母以知识分子为主, 其职业多为教师、公务员、工程师、医生、律师等, 收入与社会地位均处于中上层, 而来自农村、工人家庭的比例仅有21%。

      上述调查报告还显示, 国内近十年盛产高考状元的十大中学, 多分布于公共资源发达的直辖市或省会城市, 此类学校聚集着众多家境优渥的学生。这都充分印证, 家庭资本与教育资源已成为各类考生博弈的隐形战场。

      家庭资本更能影响子女的就业空间。依《2017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告》, 重点高校毕业生平均起薪6988元/月, 普通高校 (含地方高校) 为5151元/月, 专科院校为3152元/月, 其收入的均值水平与父母平均收入有关。在户籍制度缺乏弹性和房价高不可攀的环境中, 普通家庭子女毕业后因各种差异, 应聘到有发展空间的岗位概率较低, 使其因收入偏低而生存状况窘迫, 沦为城市的窝居阶层。增加其后代在升学、就业中的不确定性, 社会地位的差异性也随之而来。

      2. CFPS的数据更证实社会流动缓慢的现象。

      经济学者常用代际收入传递作为社会流动最直观的体现, 宋旭光、向宗樾 (2018) 通过该数据的分析[3], 从事实上为其观点提供了支撑 (见图1) 。

    图1 代际收入传递
    图1 代际收入传递

      从图1可以看出, 除中等收入家庭外均呈现较强的代际收入传递性, 而该群体则表现出较高的流动性, 并且其与中低收入家庭都存在向下流动的风险。代际收入流动的弱化, 也证实社会阶层有固化倾向。具体而言: (1) 高收入家庭的经济、文化、社会资本较为雄厚, 有能力控制潜在及化解外来不可控因素带来的风险, 具有较强管控风险的能力, 降低其向下流动的可能性, 代际流动性相对较弱。 (2) 中高收入家庭与之类似, 但其步入高收入群体存有鸿沟难以逾越, 其子女最终传承父代收入水平的概率较大。 (3) 中等收入群体, 其收入稳定性偏弱, 形成上、下流动的机遇与风险并存, 如欲跻身至高收入行列, 则更加艰难, 表现为代际流动性相对较高。 (4) 中低收入及低收入家庭, 由于初始禀赋的实然性约束及对事物认知的局限性, 使其向上发展的潜能无法得以释放, 其对机遇也无法掌控。其持续贫困和返贫概率高, 代际流动性偏弱。

      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内在逻辑及影响分析

      (一) 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内在逻辑

      随着市场化推进, 价格变为教育资源流动的风向标, “资本”与教育紧密相连, 两者相互促进, 教育能加速前者的积累速度, 而前者可提升教育的品质, 并借助教育巩固阶层利益。社会学中的“资本”是由法国着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Bourdieu) 提出的社会资本, 他也认同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在教育中所发挥作用各异。

      1.经济资本是衡量家庭物质财富的重要指标, 也是教育支出的主要来源。其增长让教育在代际传递中的效果愈发显着, 其机制同时也发生质变。教育在相对区域的不公平或高成本的社会环境中, 富裕家庭能为子女营造多元的升学机会, 如国际化私立教育、购买学区房、课外专属辅导班等, 而弱势家庭子女只能无奈接受现实的各异性。在教育资源不对等的博弈中, 两者子女在各教育阶段及质量上产生难以弥补的差异。

      2.文化资本由文化物质载体所构成, 教育是传递文化导向的媒介。社会文化产业的发展, 使家庭文化资本的内涵更丰富, 包括文化理念、文化传承和文化投资的提升。许多研究表明, 无形的文化资本对培养子女自身综合素养、各种习惯及认知格局有较大影响, 其特异性加倍导致子代间人生差距扩大, 形成社会流动的隐形壁垒。

      3.社会资本是社科界较模糊的概念, 其研究多来自教育学和社会学领域, 定义也纷繁复杂, 但能从中抽象归纳共性的元素予以总结。故本文将其定义为:由社会成员之间信任、规范和共同价值观形成的多种集合, 每个集合有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结构, 不同集合所包含的社会群体各异, 致使个体在教育机会和职业选择中, 因其资源禀赋的迥异而形成明显的差异。

      上述资本的作用, 对各阶层子女在接受教育深造的年限与质量方面, 有不可忽视的效果。民众普遍视教育为改变社会阶层的重要途径, 认为子女只要获得相同的学位, 即能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尽管很多案例能印证上述观点, 但其占普通家庭子女的比重又是多少?假使能获得同等的学位, 同一办学层次的教学质量又千差万别, 而受到优质教育的子女又有多少来自弱势家庭?这些“资本”的差异性已强化各阶层间获取优质教育的机会不均等。普通家庭子女在本科毕业后因经济所迫, 会放弃深造的机遇而择机就业以缓解家庭支出, 所谓的“选择”确能缓解当下的?;? 但其机会成本是放弃对更高层次文化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布尔迪厄认为, 出身普通的学子多数无法获得决策才能的系统性训练, 社会分层本质上是因其能力差异所致, 这决定其获取社会资源范围的资格等级, 当其分布严重不均衡时, 便会产生阶层固化的现象。

      (二) 教育推进社会流动乏力的成因分析

      恢复高考制度后, 我国社会阶层出现空前的大流动, 率先跨入社会上位的成功者, 为其子女在升学与就业中提供额外的竞争砝码。而城乡社会资本的失衡和高等教育财政投资的偏差, 使得教育变为阶层固化的助推器。

      1. 家庭差异导致教育机会不对等。

      家庭是社会的微观主体, 其原则是在合法的范围内利益最大化。在资源稀缺的现实中, 家庭之间会相互竞争, 其结果体现在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的差异。这种差异的传导又经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就业三种渠道得以放大, 客观上削弱社会阶层的流动。 (1) 在基础教育阶段, 富足家庭可购买学区房竞得重点学校的入场卷, 其子女与普通学校的学子相比, 有较高几率考入重点大学, 为升学和就业创造了高起点。而普通家庭子女只能被动接受入学的规则, 任凭制度束缚, 其考入重点高校的机遇存在较大的随机性。 (2) 在高等教育期间, 家庭资本作用同样是举足轻重。优越家庭的子女, 即使高考失利, 能寻求多种渠道接受方式灵活的高等教育。如出国留学、凭经济资本到境外各国游学和考察等。反观其他家庭对如此高成本的教育投资, 则无力承担。与殷实家庭形成强烈的反差并促进代际阶层的加固。 (3) 就业选择空间, 发展前景佳的企业会选择教育背景优的毕业生, 而其多数有强势家庭背景。正如前文所述, 家庭和企业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主体, 其原则也符合市场经济的应有之意, 企业愿选择既有各类资本背景又有潜力的毕业生, 而他们也偏好这类企业, 两者在竞争与博弈中“双优”的毕业生脱颖而出, 与企业形成双强联合的态势。普通家庭子女因缺失附加竞争资本, 在优胜略汰的博弈中无优势可言。就业选择是社会流动的重要环节, 若其发展受阻, 迫使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难度增大。故政府要选择能增加普通家庭的收入渠道和调节富裕家庭财富保有量的措施, 以缓解社会阶层的固化。上述三个阶段, 可表明家庭资本隐形地阻碍了社会的流动。

      2. 城乡 (包括县) 社会资本失衡致使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尽管我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 城乡发展协同度有所改善, 政府加大对县乡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 满足了农村学子接受教育的基本需求, 但城乡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中依旧差距明显。相比农村, 城市聚集更多强势家庭, 其子女享有高质量的教育、种类繁多的教辅机构和丰富的公共资源。毋庸置疑, 其后代在起点上优于弱势阶层子女。这是农村学子与城市学子在分享教育资源上存在的客观差距, 影响前者考入重点高校的比重下降。因城乡教育资源分配的失衡, 使家庭背景各异的学子, 在教育之初就产生层级上差异。两者在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阶段上形成差别扩大的态势, 选择就业后的发展前景更有天壤之别, 这种差异的叠加效应遏制了社会流动。

      3. 财政对高等教育投资偏差引致教育质量不对等。

      政府从政策和资金上对重点高校的青睐, 虽能促进高水平大学发展, 但财政支出会因此形成“劫贫济富”的现象。而地方高校存在资金不足的困境却无法有效解决, 成其发展前行的瓶颈。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差异, 促使民众贫富两极化的“马太效应”更加突出, 高等教育的天平愈发倾斜, 使各阶层的合理流动在社会宏观层面上受阻。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支出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再分配方式, 其分配差异能对不同学子产生久远的社会效应。因此, 财政对高校投资的偏差应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以破解社会分层带来的不公平, 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四、教育激活社会流动的财政策略

      家庭资本、教育、社会流动三者的关系中, 前者是教育的基础, 后者是教育的结果, 它们相生相克。而教育是三者中的主要矛盾, 是支配前、后者之间的核心纽带。我国近年来加大对教育投入力度,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资本对教育的影响, 为社会流动的改善提供坚实的基础。

      社会流动速度能深远影响社会财富的分配, 开放型社会分层有助于我国摆脱陷入阶层固化的风险。教育在特定条件下有削弱社会流动的作用, 但又是改变阶层唯一有效途径。目前政府要构建合理的教育体制及政策以有效调节其差异, 使之成为撬动社会流动的杠杆。

      多数学者在研究教育政策建议时, 普遍强调增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我国现阶段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 增加其支出从形式上合乎逻辑, 但粗放型的投入让财政负担加重, 不符合当下的国情并造成资源浪费。故其仅能阶段性缓解矛盾, 类似“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医治并非良策。财政支出是复杂的系统, 不仅涉及其他方面的支出, 而且受财政收入及国内经济发展的约束。对教育投入需综合考量, 在提升效果的同时还要兼顾资金使用效率, 如只增加支出, 致其边际收益递减的同步边际成本也在陡增。故既要调节影响教育的综合因素, 更要整合现有的教育资源, 只有按集约化的投入模式方可解决现实困境, 为此本文对教育促进社会流动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 建立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以平衡家庭资本差异

      社会流动的单位是家庭, 而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决定其社会地位, 三者是辩证的关系。其中, 经济资本是基础, 决定其他资本。因此, 激活社会流动应从经济资本入手, 让“蛋糕”分配机制更加公平。

      以市场为主的初次分配中, 强势家庭拥有各种生产要素, 而劳动却是弱势家庭唯一收入来源。故政府要增加劳动要素参与分配的比重, 并扩大其收入渠道, 保障其付出与收益相符。针对农村居民可激活土地的流转优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依托自然资源开发农村旅游产业等[14]。而对城镇居民和进城务工者可实施廉租房制度, 降低其住房支出, 增加对其子女的教育投入、采取众筹方式投资收入稳健的PPP模式等。

      以财政为主的再分配, 应构建更加合理的税收政策, 重点关注弱势家庭。第一, 宏观税制上, 减少间接税占税收额度的比重, 防止税负转嫁, 确保税收政策调节的精度。OECD成员国中发达国家直接税的比重约占70%, 财政目标是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发展中国家间接税的比重则约占60%, 其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第二, 提高财产税比重及开征遗产税。因其税制不完善, 特别是优待金融资产收入和减免房地产税, 以及遗产税和赠与税的缺位, 致使各阶层家庭资本差距拉大的状况无法缓解。经欧美、亚洲发达国家实践证实, 遗产税能有效调节家庭间的经济资本差异的延续, 为建设开放型社会分层提供合理的分配机制, 是抑制阶层固化的均衡器。

      (二) 构建突出财政本质的教育投资机制

      公平是财政固有的属性, 在收支方面均有调节资源的作用。目前, 我国已全面实现义务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 但教育质量上的差异依然巨大。因不同社会阶层拥有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的实力悬殊, 基于此, 政府有责任补偿弱势群体获取优质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 这是实现义务教育均等化前需解决的核心问题, 也是财政教育支出的改革方向, 更是构建开放型社会阶层的重要环节。

      财政是教育经费的投入主体, 横向上要因地制宜的保障地区间公平, 其支出政策应适度向弱势阶层倾斜, 形成差别对待和弱势补偿的作用。如其在高校的科研投入中, 对科研项目要推行“产—学—研”的市场化模式, 并提升科研及其成果转化的效率, 而退出或节余的资金可扶持地方高校和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 使财政教育分配机制日趋公平。财政是教育费用的主要承担者, 调整其支出均衡性是促进教育公平的基础。将各类优质教育资源合理分配给弱势阶层, 而非采取“分配不足后期补”的滞后政策。这是建立现代财政教育支出制度、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更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首要解决的问题[15]。

      (三) 增加高校民间资本的参与度

      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 属于公共服务需求的范畴, 它既有私人产品属性, 又具有正的外部性效应。美国学者Harvey S.Rosen认为, 多数大学毕业生其年均收入高于一般群体, 正的外部性效应也因此得到补偿, 而如果再补贴受高等教育的人, 将导致国民收入分配失衡。本文认为, 高校在混合产品中应更多偏向私人产品, 财政在其支出中应保持适度规模, 达到均衡作用。我国财政高校经费支出占高等教育经费比重连年增加, 从2007年的42.11%, 递增到2016年的62.38% (见表1) 。财政支出的提速, 不但高等教育的公平难以实现, 而且违背社会公正原则, 出现“劫贫济富”的现象, 易激化社会各阶层的矛盾。

      为破解此现象, 减轻财政教育支出的压力, 政府在对教育主导地位不变的前提下, 制定相关政策让民间资本投入高等教育, 并参考国外高校“民参公”的管理模式, 在国内试点区域引入民间资本与高校合作, 能有效缓解普通高校资金短缺的窘境。促其软、硬实力的提升, 以灵活的方式引进高水平教育人才, 提高教学质量, 助其教学方式与市场需求相契合, 使普通家庭子女获取更优的高等教育。此类教育改革的创新的方式, 能辅助其缩小与国家重点高校学子的差距, 并助其实现突破阶层束缚, 助推社会阶层间的合理流动。

    表1 国内高校经费状况
    表1 国内高校经费状况

      (四) 重组基础教育资源

      基础教育的质量直接决定高等教育的层次, 是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殷实家庭子女凭借雄厚的各类资本, 能轻易获得高质量的基础教育, 并高频率考取重点高校。而普通家庭子女因缺乏上述资本只能被动接受常规的基础教育, 起点的差距使其考入重点高校的难度陡增。最新文献也证实基础教育对社会流动有很重要的影响。刘楠楠、段义德 (2017) 研究发现, 初中升高中环节是改善社会流动的关键阶段[4]。因而亟需重组分散的教育资源, 同步推进教育资源的网络共享和农村间中小学校的整合, 并把城市基础教育薄弱的部分学校进行合并。

      教师是教育最重要的软资源, 需要长时间的培养。其负责对学生传道、授业和解惑, 看似平常的职责, 却能评估教师间实力及对学生未来成长的影响力。因此, 要借助互联网的优势, 建立教育资源网络共享平台, 录制全国基础教育界顶尖教师的同步授课内容, 将其资源免费在专属平台共享, 让农村地区和城市普通学校的学子共同分享超优的基础教育, 实现城乡基础教育质量的统一。

      按照“脱贫先扶智, 治贫先治愚”的思路, 统一教育资源的重点是农村贫困地区, 将相邻乡村的中小学校和教师整合在条件较好的区域, 建立集小学、初中为一体的公办综合学校, 实行全封闭、寄宿制、全免费的教学管理模式。结合网络平台共享优质名师授课, 创建论坛供师生探讨, 定期由优秀教师对学生的共性问题答疑, 并配置专职老师课下辅导, 让农村学子能集中享受公平、优质的义务教育。此方式机制上能逐步减弱各类家庭子女在教育起点上的差距, 这是阻断代际收入传递的有效途径。

      教育体制的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综合体现。政府有职责和义务构建开放型的教育结构和优质教育的普及, 而义务教育资源统一性分配是民生公平的基础之一, 对社会流动具有叠加效用。政府应保障各阶层学子平等接受同质的义务教育, 并调整强势阶层以各种不公平的形式, 对国内优质教育资源的占有比例, 合理构建促进社会流动的教育机制, 努力实现国家教育事业长久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波, 苏佳.财政教育支出与代际收入流动性[J].世界经济, 2012 (12) :41-61.
      [2]陈纯槿, 郅庭瑾.教育财政投入能否有效降低教育结果不平等——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J].教育研究, 2017 (7) :68-78.
      [3]宋旭光, 何宗樾.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J].财政研究, 2018 (2) :64-76.
      [4]刘楠楠, 段义德.财政支出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J].财经科学, 2017 (9) :35-45.
      [5]许春淑, 闫殊.城乡义务教育均等化减贫效应及地区差异——基于30个省级动态面板数据GMM方法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 2017 (9) :6-12.
      [6]魏晓艳.大学扩招是否真正推动了高等教育公平——高等教育大众化、扩招与高等教育代际传递[J].教育发展研究, 2017 (11) :26-35.
      [7]张建华, 万千.高校扩招与教育代际传递[J].世界经济, 2018, 41 (4) :16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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